1、从孔子的思想看。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积极救世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他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他的主张在各国都行不通。但由于到处碰壁,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特别是他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很突出。这些都是孔子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2、从孔子对子路和曾皙的不同态度看。《侍坐》章记载,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一“哂”一“与”,态度截然不同。孔子为什么要“哂”子路?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子路讲自己能治“千乘之国”,是不谦虚的。如果曾点志在把国家治理成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太平无事”的理想之国,不是更不谦虚吗?果真如此,孔子就不会“与点”,而只会“笑点”,甚至是“大笑”了。可见,孔子“与点”,并非因为曾点有济世之大志。
3、从曾点与子路等人言志的不同内容看。子路志在治“千乘之国”,冉有志在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邦,公西华志在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二三子之志虽有骄谦之分,却无本质之别,都志在为政。孔子也说:“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而曾点自称“异乎三子者之撰”。如果曾点志在为政,那么曾点之志何以“异乎三子者之撰”?可见,曾点是“不求为政”的。
孔子对曾皙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赞赏曾皙的志向和态度。曾皙的志向体现了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通过曾皙的描述,孔子看到了一个风清俗美、和平宁静的社会环境,这触动了孔子内心深处对平静生活的向往。曾皙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他的理想,也反映了孔子对隐士生活的向往,以及他对礼乐治国的崇高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