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晚自习要上到9点的小学吗?”
晓非见过,他是某985高校教育学专业硕士,曾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一所小学支教过一年。在这里,老师会全天候监管学生一举一动,一手抓学习,一手还要应付非教学任务。
他也不例外,要在三个角色之间不断切换——语文老师、包班老师、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日常工作除了教学,还要策划活动比赛、收集学生资料、组织家长开展主题教育等等。
曾经担任过高中老师的陈晨自嘲自己成了“仆人”“表姐”,接不完的家长电话,填不完的表格,以及干不完的活。刘艳也是一名高中老师,在办公室里,班主任的口头禅是“抽空备个课”。“备课上课好像反倒成其次的了。”
当班主任比居委会更能触达家庭、点对点联系家长和孩子,很多非教学性任务借机纷纷进校园,社会把增强民众教育和提高防范意识的部分压力转移到学校,学校再层层压到老师身上,老师成了“迎接检查专业户”。
研究教育学的晓非不禁发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将老师“解放”出来?非教学类工作该由谁来做,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这些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必要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教师似乎不好意思公开谈钱。
彩云所就职的小学在浙江省绍兴,她解释,老师的工资是按级别的,一般资历越老、工资越高。除了基本工资,老师每个月有绩效考核奖,以1000元作为基础打底,代课费是一节课10元,带班主任一天是20元,另外按教龄每年补贴10元。
彩云有29年的教龄,考核奖可以拿到1290元,再加上到手的基本工资2900元,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只有4190元。
而那些年轻老师工资更低,很多还要靠父母补贴。她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年轻老师拿到手的基本工资,扣去五险一金和所得税,本来只有一千多元,去年刚涨到两千多元。年轻老师通常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重的活。
“一线老师很多时候是弱势群体,出了什么事,领导和家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老师。”彩云说,对于普通老师来说,很多时候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取决于领导能否为老师担责,家长能否理解老师。
对刘艳来说,教师这份职业的崇高感是“下不来的高台”。她感觉周围的人对老师的学识、道德、人品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让她压力很大。以前的教师工作自由度更大,现在的教师谨小慎微。“教师好像不被允许抱怨,是一个失去了表达权利的群体。”
有时候走在路上,有人向她打个招呼,问问最近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即使只是一句客套话,也会让陈晨感觉到有人在关心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