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引发广泛关注。文章采访了一些为了编制而考入小县城的高学历毕业生,他们经历了生活的不适、预期的落差、价值观的真空等问题,最终选择离开。
这一现象或许并不让人太意外。就像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回归一样,前赴县城的高学历人才也不得不经历一番类似的历程。
阅读这些年轻人的经历,人们仍感到沉重。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或逃向县城,或逃离县城,这只是一种无奈。他们如同水中的浮萍,夹在城市和县城之间,成为这个“局外人”,在这个社会中找不到扎根的地方。
这一现象反映了县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问题。县城对于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和适应性似乎有限,许多年轻人发现他们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生活的幸福感。县城发展的不均衡和对人才的缺乏支持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这也提醒我们,城市化进程中,除了要关注大城市的吸引力和发展,也不能忽视对中小城市、县城的发展支持。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宽广的人才舞台,才能真正使得这些地方成为他们心之所属。
在《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这篇报道里,几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就是“上岸”“编制”。
这不用苛责,人本就是“风险厌恶”的物种,毕业生渴望安稳也很正常,哪怕提供这种安稳的只能是县城。
但编制却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它把毕业生的职业天花板已经定好了。编制,意味着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事务性工作。那么无论毕业于什么专业,是学哲学、美术还是天体物理,最后打交道的只能是文件、材料、会议。
编制是县城提供的一重最诱人的保障,但也是一种物理隔离,毕业生进入编制,很多情况下其实也是广阔县域和自身专业绝缘了。他们自小以来接受的人生链条——学有所长、学以致用在这里被打断,于是迅速陷入一种价值真空,产生人生意义层面的虚无感。
这并不能怪县城,编制其实是县城能拿出来的最有诚意的东西。但给编制终究是一种嫁接,把高学历植入统一的也极度规范化的职业轨道。这不是一种自然生长,并不是毕业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机遇,这是因为在内卷的求职环境里,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上岸”的彼岸。
同时,毕业生还要在这里重新适应体制逻辑,并和异质化的乡土社会融合,甚至择偶都变成了一种横亘在眼前的困难。对于毕业于城市院校、学了一身“屠龙术”的高学历毕业生来说,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不难想象。
而未来显然还要面临更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这些本身毕业于知名院校的毕业生,他们能否接受自己的子女在县城接受非常平庸的教育?他们对生活品质、医疗水准的追求,在县城能否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中有些人选择逃离县城,这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