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1)课堂笔记是不可缺少的
文科课程有大量的文字信息,老师讲过的内容会很快忘记一些,即使当时不忘记,时间长了也会记忆不深刻。如果上课不记笔记,那么遗忘的部分将永远从你的大脑知识库中消失。
上课记笔记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你的思路紧跟着老师走,增加课堂的学习效率;二是作为书本知识的补充和备忘,可以在课后或复习时拿来用。然而,记笔记不是记流水账,不是把老师上课时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而是记下重要的内容,如记录知识结构体系、思维过程等,特别要注意老师重点提示的内容。
(2)听课要投入,思路跟着老师走,更主要的是思维要活跃
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的时候。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很可能会在老师动听的故事式的讲课中走神。
另外,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如在记叙文中讲到课文中的某人说了一句话,老师很可能会问,这个人在这时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要积极思考,不但要看清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更应该同文章的前一部分联系起来,分析出这句话的含义。
这样在上课时,你的思维是活的,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地提高(学习理科也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同样上课都非常认真,为什么一个成绩很好,而另一个成绩始终一般?道理就是:一个上课时思维是活的,经常把正在学的知识同以前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另一个上课时思维只是由老师领着,学哪看哪,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