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