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者都想从故事里找出意义来,有的将它归为“复仇”,有的将它提升为“革命”,还有人干脆称这是向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发出的复仇宣言。然而,鲁迅在文末明明写着“一九二六年十月作”。这离“四一二”政变还有整整半年。虽说他当时还没定稿,又把它从厦门带到广州,但最后也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三日定稿的(可参阅《鲁迅日记》),这离“四一二”还有九天,离国民党在广州发动的同样性质的“四一五”政变,则还有十二天。鲁迅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敏感如鲁迅者,一定也会体验到当时黑云压城的气氛,这在他的心理上和作品的叙述中,当会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