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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线”。
胡焕庸线基本信息
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瑷珲—腾冲一线”（或作“爱辉—腾冲一线”）在地理学（特别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而得的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94.1%），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
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胡焕庸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1987年，胡焕庸根据中国内地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得出：“中国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与70年前相差不到2%，但是，线之东南生存的人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四亿三千万，而是十二亿两千万。虽然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真正适合人们生存的空间，却只是这300多万平方公里。
鲜为人知的人口地理分界线
人口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扛鼎者胡焕庸先生，早在1935年，就提出了爱辉—腾冲这条重要人口地理分界线，后来被称之为“胡焕庸线”。它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似乎早成事实，但没有人对这种模糊的认识加以有力的佐证。瑷珲—腾冲线的出现则廓清了这一分界，影响深远，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胡焕庸发布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分布图
1921年就读于东南大学的胡焕庸，师从竺可桢。我国近代地理教育正发端于此——由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当时的学界领袖竺可桢的引领下，胡焕庸脱颖而出。
1926年，胡焕庸赴法国进修。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归国后的胡焕庸致力于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也导致他将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科研方向。
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在这篇论文中，胡焕庸发布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分布图。他在文中指出：“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这就是“胡焕庸线”的核心内容。
胡焕庸先生提出这条线的时候，所面对的中国地图包括尚未分裂出去的外蒙古。去掉外蒙古后的中国国土面积变化巨大，那么减去蒙古国156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后，胡焕庸线还会正确吗？实际上外蒙古分出去后，西部地区的面积虽然少了，但是人口减少并不很多，因为外蒙古的人口当时是74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因此后来外蒙古的减除对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的变化影响不大，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的格局并未改变。
思维奇葩：“胡焕庸线”提出以来多重价值叠现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具有多重价值叠现的特征。
首先，它是中国自然景观的一个分界线：由东向西，跨过“胡焕庸线”，东部的优美变成了西部的壮美，东部的幽景变成了西部的旷景，东部的由田园变成了西部的草原，东部的由青山绿水变成了西部的雪山大漠。
其次，它是中国社会人文景观的一个分界线：以东是农耕文明主流的的小巧玲珑、秀美细腻和略显局促的景象，以西则是唐代边塞诗描写的景象，那里是游牧民族粗犷、豪迈、辽远的风情。由东向西，生活方式、人文景观在此线为界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转换成游牧文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也以此线分出多寡。正如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出版的《发现西部》一书所阐述的那样：“……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再次，它甚至还是中国地震的多寡划分线：此线以西多地震，此线以东地震少。道理很简单，“胡焕庸线”是通过人口表现出来的自然。人追逐低海拔的平原盆地，追逐风调雨顺、阳光灿烂的地方。中国地势的三大阶梯，无疑海拔最低的第三阶梯最受人欢迎；第二阶梯的南半部分，虽然海拔高了，但由于地处亚热带降水丰富的地区，因此还是农耕的好地方；但是第二阶梯的北半部就不受人欢迎了，海拔高了，温度低了，纬度也偏北，冷上加冷，降水又少，已经不适合农耕了，因此人口减少。胡焕庸线的高明之处是它不是沿着第二台阶的棱线延伸，而是与第二台阶线交叉而过，这样就把四川盆地和关中盆地划给了东部。这样一来，胡焕庸线的西边，就只是第二台阶北部蒙新高原和第一台阶青藏高原了。胡焕庸线画出了地壳崛起和下沉的构造，画出了气候的演变，画出了中国适合农耕的平原和盆地，也画出了游牧的高原和高原。
总理之问：中国未来“胡焕庸线”怎么突破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提出“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总理之问”。
如何突破胡焕庸线，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针对胡焕庸线以西的人口稀少，主张向西部移民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善良愿望，因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一直未能实现。这种移民首先碰到了水资源缺乏保障的难题，其次是农业供养能力的限制。
历经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时至今天，“胡焕庸线”以东属于城镇化高度密集的区域，而“胡焕庸线”以西的城镇化仍然相对滞后。因此，总理提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突破的问题——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
应当说，“胡焕庸线”现象有其地理的因素。比如，“胡焕庸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但“胡焕庸线”也有历史的例外。盛唐时期的长安就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城镇化水平远比“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要高。
从发展角度看，“胡焕庸线”现象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地区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流动呈现明显的从西向东的趋势，这使得广大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东部的城镇化水平差距日益拉大。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李克强总理一直以来主张和强调这种理念。那么，怎么突破“胡焕庸线”？从现实情况看，恐怕最需要的是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释放“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潜在发展优势，以此激活西部地区的资源红利、区位红利。最现实的就是抓住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把“胡焕庸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直接推向开放前沿，并且形成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打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从而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进入。尽管大唐长安的盛况可能难以再现，但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从而有效缩小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差距。